当前位置:彭客网 影音娱乐 叶青:刑场上两枪未死 中共最决绝的叛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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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 2010-8-17 14:41 显示全部帖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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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一名共产党员,最终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,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……

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,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,甚至是叛徒,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;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,某些所谓“高级叛徒”竟由此前的“革命先锋”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“反共理论家”,成为以反共著称的“学者”和“著作家”。

不同于顾顺章、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,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、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,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(叶青)以及郑学稼——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,热衷于从事所谓“三民主义”研究,以“学者”面目重新出现,并以所谓“三民主义理论家”载入史册。

尤其叶青,可谓川剧“变脸”的活样板。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,与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,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。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,却开始积极反共,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,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,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(居胡适、于斌之后,位列第57,即最后一名——笔者注)。

以往我们很少“光顾”这些人物,其实,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,可以总结、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。

刑场上的“奇遇”:两次枪毙,“死”而复生

任卓宣(1896—1990),字启彰,后以“叶青”的笔名著称,四川南充人。

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:家庭生活贫苦,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,后入南充县立中学(校长张澜)学习,毕业后在小学教书,深受梁启超及《新青年》等影响,思想激进。1919年得张澜推荐,离川北上,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,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。

1920年,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,任卓宣赴法,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,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。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,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,思想逐渐由实业(化工)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。1922年与周恩来、陈延年等发起组织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,创办《少年》。不久,又加入法国共产党,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。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,转为中共党员,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(一说为总书记),负责宣传事宜,与周恩来等办报刊(《赤光》等),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

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,声援国内五卅运动。6月21日,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,遭到法国当局镇压,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。4个月后,任卓宣被驱逐出境,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,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,又有留法、留苏经历,外语也不错(在莫斯科中山大学,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),掌握理论也很快,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。到莫斯科不久,中共旅莫支部成立,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,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。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,有相应的工作经历,就由他依照前例,建立了支部,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,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,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。1925年冬,王明等来到学校,矛盾自然升级,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(即“教务派”和“党务派”之间的辩论),任卓宣不敌王明,支部被迫解散。

1926年底,任卓宣奉命返国。由于其特殊经历,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,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,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,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。

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。此后种种,大不同矣,其人亦以“叶青”的面目出现于世间。在这一过程中,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。

1927年末,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,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,任卓宣被调到湖南,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,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。是年冬天,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,并被判处死刑。某日午后,当局枪决“共党要犯”,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,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。至刑场,10人依次排列,随即枪声大作,众人陆续仆地。任卓宣呢?枪声过后,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,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。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:“这个人没有死,补他一枪。”结果枪声响后,仍没有击中要害(一眼被击穿)。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,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。是夜,天降大雪,任卓宣被寒冷激醒,突然听到有人说:“你还没有死吗?”任答:“没死,请你补一枪吧。”那人又说:“我并非官家人,我是来‘剥鬼皮’(即剥死人身上衣服——笔者注)的,我可以救你,你家在哪里呢?”任卓宣忙说:“我家在四川,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。”说罢,那人挽起任卓宣,急急离开刑场,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。此后,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,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,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,但为了“救死扶伤”,仍尽心医治。这就是当年国民党“清共”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:两次枪毙,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。


“落水”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

在医院调养期间,正是“立三路线”大行其道的时候,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他仍然在党内负责,还相继领导了长沙、平江、浏阳、醴陵等地的暴动,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,再次入狱。奇怪的是,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,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,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,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。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:“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!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。”什么“新生”呢?在左的介绍下,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,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。历史上向来有“早(晚)死一年是好(坏)人”的俏皮话——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,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;偏偏造化弄人(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),此后“叶青”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。(历史上也有“晚死一年是好人”的例子,比如杨度。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“筹安会六君子”之一,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,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。)

1928年12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《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》的通告,揭露了“李涤生、任卓宣、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”。

《郑超麟回忆录》(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)一书也提及国民党“清共”中“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”。郑超麟说:“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,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,朱买臣式人物:一个穷苦人家子弟,天分好,肯用功,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,遂飞黄腾达起来,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。朱买臣报了怨后,结果成了一个赃官。当代的‘朱买臣’,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,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。我常遇见这种人物,他们靠不住的居多。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,‘少年共产党’发起人之一,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,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。如此努力和忠实,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、延年、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。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,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,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,或是自己变节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‘投机分子’,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。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。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。陈独秀表示气愤,他说:‘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,不要诬蔑他。’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,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,言论,行事,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。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。不幸,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。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。”

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。革命队伍中,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,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。不过,此处大有玄机的,是如何“卿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的?或者,当时之其人,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?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,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《沙汀传》一书的“辛垦书店”一节中找到了答案。

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“红色书店”之一辛垦书店,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,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。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。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,并被聘为总编辑,他的“学者”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《沙汀传》在“辛垦书店”一节中记述:“青锋(任卓宣的一个笔名,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,当时他创办《科学思想》,继续研究“马克思主义”——笔者注)到上海后改名叶青,在大兴坊与‘辛垦’同事会面。他倒很坦率,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:第一次被捕后枪决,未击中要害,被群众救出治愈;第二次被捕自首。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,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。然后表示,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。”

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,叶青回到故乡,“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……效陶渊明之隐居,长为农夫以没世”,果真如此,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。可是,他真耐得住寂寞么?不久,叶青到了成都,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(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)做秘书(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),又创办了《科学思想》旬刊,以“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”为名,意欲“继续和完成‘戊戌’、‘五四’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——思想革命到底”。也就是说,他要另起炉灶了。尽管他的“马克思主义”已经是暧昧的了,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。至1930年,叶青得友人之邀,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,从事编辑和著译。《沙汀传》中说,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“青锋”(即叶青)是中共叛徒时,都表示反对,但杨伯恺却解释说“青锋”来沪一事,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。这样,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。“从此,叶青加入辛垦书店。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,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,替他料理生活、抄稿。叶青无论吃肉吃菜,都要求与饭一锅煮。对生活要求之简,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。他的迂,成为大兴坊(书店所在地——笔者注)人们谈笑的话柄,称其为‘老夫子’。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《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》及其他论著,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。‘辛垦’没有正式编辑,叶青来后,成了书店的总编辑。”此后,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(还发行了《二十世纪》、《研究与批判》等杂志,均由叶青主编),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。

1932年8月,正在开展“文化围剿”的国民党当局派遣“复兴社”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,压迫出版界。“北新”和“良友”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,杨伯恺忧惧“辛垦”也会受到查封,便对沙汀、任白戈说,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,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,此事遂罢。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,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,负责文化方面的事。经过周的调停,“辛垦”暂时无虞,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:任白戈、沙汀等决定脱离“辛垦”,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、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。杨伯恺一再挽留,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。“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,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。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。到了约定的时间,任白戈未到。叶青见了沙汀,口若悬河,大谈书店前途,似乎‘北新’、‘开明’也不在眼里。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,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,却狡辩道:‘那是有人介绍(给)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。’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,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,现在双方通信,讨论治学,将来准备也出本《两地书》,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……”

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,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:叶青的叛变,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,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(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)。坊间传说,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,叶青曾向何键献策,称“杨开慧如能自首,胜过千万人自首”。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,即可获得自由,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,不久杨壮烈牺牲。其实,杨开慧被捕之时,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“辛垦”,埋头译书,他似有“不在场”的证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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