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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 2010-5-27 09:13 显示全部帖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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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菲比寻常 于 2010-5-27 09:15 编辑

专家解读富士康坠楼事件:心理危机潜伏在家庭中
2010-05-27 08:38:00 来源:中国青年报(北京)



 

提要: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,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。可是,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!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,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?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?要知道,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,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。

5月以来,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坠楼死伤事件,引发社会高度关注。这些青年怎么了,为什么会如此轻视自己年轻、宝贵的生命?“社会各方都要反思自己在其中应负的责任,而不应忙于指责企业。”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,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特别提醒媒体,如果再不改变眼下对这类事件的密集报道和关注方式,同样的悲剧还会不断发生。 

这是一亿新生代打工者的共同困境,只不过在个别企业集中爆发了

中国青年报:最近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自伤事件,越来越多的人把追问真相的矛头指向企业管理,您对此怎么看?

孙时进:企业一定有很多问题,但这绝不只是企业的问题。当下,人们的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在深刻转型,而我们整个社会对此警觉不够,这是悲剧连续发生的大背景。过去,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,可能宁可累死也不愿饿死,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需要不太看重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今天这一代青年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。他们开始觉醒,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。如果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,找不到做人的价值,感受不到尊严与爱,他会绝望,也就可能会想到或选择结束生命。

中国青年报:据报道自杀员工大多在17岁至22岁之间,全部来自农村家庭。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?

孙时进: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样,他们在城市就业,甚至他们也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,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,是“无根”的人,身份尴尬、撕裂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,他们承载了太多。如果我们的经济、文化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状况还是老一套,就会和这些年轻人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冲突,而结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开去杀人,有的人自杀了。可以说,这是一亿新生代打工者面临的共同困境,只不过在个别企业集中爆发了。当然,也许这个企业确实有典型性,它的管理模式属于粗放型,规模又特别大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的家庭、学校以及传媒,又何尝不“粗放”?当我们把企业作为“凶手”时,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不是“同谋”。

中国青年报:媒体报道怎么粗放了?

孙时进:不是说连续坠楼跟媒体过度关注一定有关,但研究证明,自杀是一种“心理传染病”。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和不当态度,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缺乏足够识别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,可能诱发某些人的自杀行为。当许多媒体在指责个别企业管理粗放时,其报道本身也并非完全以人为本。特别有些媒体指责企业只顾赚钱,却不去想自己的报道正在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和眼球效应。

中国青年报:您可否说说,在报道这类事件时,新闻媒体具体有哪些失误。

孙时进: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将指导媒体报道作为自杀干预的六个步骤之一,并且指出了最容易引发模仿性自杀的新闻报道特征,比如用头版报道或者敏感标题;详细报道自杀方法;对自杀导致的身体伤残很少提及;忽略了自杀者生前长期有心理不健康的问题;将引发自杀的原因简单化;自杀者知名度高,社会影响大;将自杀描述为一种流行现象;使人误认为自杀会带来好处等。我们之前的很多报道,将自杀原因简单化,一味地批评企业,并对自杀事件大肆地用感性的言辞渲染,甚至把选择自杀描绘成一种悲壮的反抗。这会造成一些类似处境的人,觉得可以用生命来惩罚自己不满意的对象,把自杀误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。

中国青年报:那在报道类似事件时,媒体应遵循什么样的新闻伦理?

孙时进: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自杀干预联合会2008年编写的《预防自杀:媒体从业者指导》中提到,媒体要淡化自杀报道,并就媒体报道制订了一些指导原则:1、不附加图片或视频,不将自杀方式描绘成无法解释或者浪漫或者神秘的行为;2、不对自杀方式进行详尽描述;3、切忌为自杀者歌功颂德或大肆渲染;4、不要使用煽动性的标题;5、报道标题的用词要谨慎;6、不要报道经常有人自杀的地点;7、关注自杀者的亲属等。我们的媒体也应遵守这些准则。一个有责任、有社会道德感的媒体,在这时肩负的重要任务,是其他任何角色都不能替代的。 

我们社会该考虑打工青年的父母安置问题了

中国青年报: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《自杀论》中谈到,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、越疏离,越容易自杀。对于遏制自杀,我们能做些什么呢?

孙时进: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。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作出预防性干预,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。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,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、自杀者的年龄、地域分布、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,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,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,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,制订什么样的应对策略。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,起到指导、协调和支持等作用。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,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,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,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。没有政府出面主导,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。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,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,肯定无法有序、有效地开展。

中国青年报:作为普通公众,我们应该怎么做?

孙时进: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,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,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。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,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。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,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。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们好像还活在今天,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。这说明,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,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。实际上,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。说个几年前的例子,有个孩子自杀了,家长就状告学校。我那次当陪审员,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,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。

中国青年报:可否具体说说,如何进行生命教育?

孙时进: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,都是在童年埋下的。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,尊重他们的个性,孩子长大后会比较阳光,有安全感,也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。相反,片面的、成人化的教育,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。我们应还给孩子童年,给孩子完整的生活,不能让孩子变成“应试机器”。

中国青年报: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,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?

孙时进:企业文化也要变化,不能老用那种简单粗放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。企业如果还是只把员工当赚钱工具,代价和成本将是极为巨大的。学会让劳动者体面地生活,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好。我曾见过一个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,他的做法就很智慧。他不仅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心理健康培训,还对员工的父母非常关心,为员工父母建立“老人之家”等。当然,有些责任更应由社会承担。比如近些年,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,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。可是,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!我们整天提倡“孝”,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愿承担赡养老人和“孝”的责任,那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就很难尽孝了。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,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?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?要知道,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,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。


(本文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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