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尤利西斯的“绳子”到布什的“笼子”

已有 138 次阅读 2012-6-1 10:07

    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里有“尤利西斯自缚”的故事。在经过艾艾埃岛的时候,英雄尤利西斯为了抵挡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,避免触礁身亡的命运,让同伴把自己绑缚在桅杆上,并且用蜡封住耳朵。即便这样,尤利西斯在隐隐约约地听到塞壬天籁般的歌声时,仍然把持不住自己,身体不停地颤抖,力图挣脱绳索,奔向那未知的诱惑。按照事先的约定,船员们却把他绑得更加结实,并奋力划桨。结果,他们离歌声越来越远,也离生存越来越近,躲过了诱惑背后的凶险。

     对于这则英雄和美人的故事,历史上有各种版本的解读。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,海妖以智慧诱人,反映了古希腊人对获取知识的好奇心。另一种观点却认为,塞壬展现的只是肉欲,尤利西斯面对诱惑不动摇,自然就成了受人尊敬的道德典范。同样是这个故事,基督教信徒的解释则是,尤利西斯为了寻找上帝而远征,是一位信仰坚定且能驾驭自身自由的模范基督徒,海妖是其征途中的险阻与异端。而布坎南则独辟蹊径,看到了绳子的象征意义,把缚住英雄尤利西斯的一根普普通通的绳子解释为“宪政之道”。

     “尤利西斯自缚”的故事,给予我最大的启迪是:即使是英雄,也无法完全依赖于内心的信仰与操守。英雄也要借助外在的力量,需要一根绳子来加以限制,何况我们并不都是英雄。在强大的诱惑面前,我们的意志未必能够超越英雄尤利西斯,我们很难把握住自己,很难保证自己不会隳沉和迷失。因此,我们需要一根更加结实的绳子,来规范我们的行为。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理解“尤利西斯自缚”的故事,我更倾向于布坎南的观点。

    其实,尤利西斯的弱点,是人类所共有的通病。尤利西斯作为一个智者,尤其明白这一点,他的所作所为,已经达到了韦伯所谓 “头脑的澄明” 的境界。故事一开始,尤利西斯就正确地估计了自己抵御诱惑的实力,不相信自己内心的道德力量能够足以战胜外界强大的诱惑,最起码的是,他也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心,否则,他不会采取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。他把自虐作为战胜诱惑所付出的必要代价,因而为深藏于自己人性中的弱点,聪明地预设了一种防御的机制,最终,他借助外在的力量,赢得了对自己的胜利。

     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中,权力对人类的诱惑,远非女妖塞壬天籁般的歌声可比。一部人类历史,可谓是权力争夺史。所幸的是,历史并不吝啬,人类具备“澄明的头脑”的,远不止英雄尤利西斯一个,否则,历史将仅给我们留下一条孤独的绳子。而事实是,继尤利西斯之后,一批又一批耳熟能详的文化英雄,诸如伏尔泰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杰弗逊、富兰克林等,在被历史慷慨地奉献出来的同时,也为历史奉献出更为缜密的“宪政之道”——那些远比尤利西斯的绳子结实得多的锁链、镣铐和笼子,为权力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衡的机制。闪亮登场的他们,一出场,便注定成为一座座闪烁的灯塔,烛照着人类前行的方向。

     这些文化英雄们,对具有更大诱惑力的权力,始终保持着更高的警惕。他们认为,权力就意味着支配和被支配,它的本质属性是对平等的破坏和对自由的剥夺。因此,权力经常构成对公民权利潜在的威胁,它天生就是一种“恶”。基于这一认识以及对人性的悲观,他们在对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时,不再奢谈对人的信任,不把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,寄托于掌权者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愿望上,排除了赋予任何人和集团以无限权力的可能性,给强势的权力划定壁垒分明的“行为边界”,用宪法的锁链和樊笼来约束他们。事实证明,也只有让权力带着镣铐跳舞,在合理的框架内运行,权力的的“恶”才不能违背人们让渡部分权利的初衷,才不会伤及人类自身。

     这些文化英雄们,凭借着自己的先觉和自觉、清醒和担当,为西方文明的正常运行,安装了一个可靠的操作系统,这个系统具有及其非凡的意义。美国总统布什曾经这样评价说:“人类千万年的历史,最大的文明成果,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,不是浩瀚大师们的经典著作,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,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,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。因为只有把他们关起来,才不会害人。”

     我也力图在东方的历史文化中,搜寻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绳子、锁链、镣铐和笼子。当我读到《论语·季氏将伐颛臾》中“虎兕出于柙,龟玉毁于椟中,是谁之过与?”时,眼前一亮,这“柙”和“椟”,不就是笼子吗?仔细研读的结果,却让人大失所望:圣人也许根本无意于此,我们也并没有从圣人“是谁之过与?”的诘问中,得到一点有益的启迪,否则,也许我们以后沦落的历史不至于此。我总觉得,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: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伤人,我们不是亡“虎”补牢,从笼子的角度和管理笼子的人的层面去深入反思,反而求诸于“老虎”的自律,这岂不是与虎谋皮?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”的史官制度,确实也让一些帝王有所收敛,但他们通常可以动用自己对于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控制力,以隐瞒真相、篡改历史的方式逃避历史的惩罚,而士大夫们在其中更多地沦为了可耻的同谋和帮凶。自上而下的御史、谏议等制度,在监察百官、直言切谏时,预设的功能因为诸多因素的销蚀而大大降低,对于诸如帝王等大力者,更是无能为力。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,也让人依稀地感受到一只无形却威慑人心的笼子。这个学说的聪明之处在于,在乱臣贼子的头顶,永远高悬着着挥之不去、法力无边、惩恶扬善的“天”,它时刻地提醒着人们:人心易犯,上天难欺啊!但当遭遇无法无“天”的政治流氓时,再大的笼子也都形同虚设。真正具备布坎南所谓“宪政之道”意义的,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在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,却也在革命后无力为继。……我们的制度设计“看起来很美”,充满着一定的政治智慧,但是到头来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事与愿违。

     可见,对于权力的驯服,是中外历史重要的社会政治课题。与西方制度设计的初衷迥然不同,我们总是从人性善的逻辑起点,来安排一切,对于权力之恶缺乏应有的防范,轻率地把人们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,完全寄于一人,导致了“一言兴邦,一言丧邦”的变数和偶然。自“始皇体制”建立后,“百代皆行秦政制”,而很少有体制的创新,缺乏对体制的解构和破坏力量。长期的专制独裁统治,皇权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,权力的功能屡屡被无限地放大了,权力的约束被权力者消解了,限制性的设施被大力者撤除了,权力终于冲破了所有的绳索、锁链和笼子,在自然状态下横刀立马,涂炭生灵,于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暴君诞生了。更为可悲的是,我们对于制度设计中存在的漏洞,不是给它打上补丁,从根本上加以杜绝,而是处心积虑地钻这个空子。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为诸侯”的隐秘,早在战国时期的智者庄子曾予以揭露和批判。可是,面对严重的制度缺陷,后来的人们不是想方设法地改掉它,而是身体力行地奉行它、实践它,沿着“成者为王”的老路,去追求成为“窃国者”辉煌。

     陈独秀在晚年的著作《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》一文中指出:“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,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”。独裁制产生独裁者,同时也产生奴才,而奴才是没有自己的生殖器官的,更没有自己的思维器官。专制的文化土壤一旦形成,很难自行产生改变自身的思想力量。虽然在封建社会晚期,专制体制内也产生了李贽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一些反体制的力量,但是在没有“绳子”和“笼子”的强权面前,以及在“一群做稳了的奴隶”面前,他们的命运与西方的文化英雄的命运迥然不同,注定只能成为悲剧英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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